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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政企携手推动经济回暖观察******

　　新华社杭州1月9日电题：提振“闯”“创”精气神，勇当“稳”“进”主力队——浙江政企携手推动经济回暖观察

　　新华社记者王俊禄、张璇、许舜达

　　出台稳经济38条措施、实施经济稳进提质八大攻坚行动、出台18条举措助企稳工稳产……过去一年，浙江密集出台惠企纾困政策，通过“组合拳”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走过万水千山，仍须越岭翻山。新的一年里，浙江正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全力以赴拼经济，披荆斩棘向前进，以浙江的“稳”和“进”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动起来，“顶风船”稳住基本盘

　　1月1日凌晨1时，在浙江台州玉环大麦屿码头，满载着245个标箱的集装箱船正缓缓离港。这些台州制造的小家电、洁具、汽摩配件等货物，预计20多天后抵达欧洲。

　　目前，大麦屿港区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15条，集装箱年吞吐量5年翻三番，从3万至5万标箱大幅增至42万标箱。

　　面对困难挑战，浙江勇于开好“顶风船”，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在外贸方面，浙江政企联动，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稳外贸、拓市场。

　　“距离跟国外客户的上次见面，算起来整三年。”浙江省东阳市古瑞日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军伟说。近日他与当地经贸团一起前往泰国、越南商务考察拓市场，“总算先人一步把订单‘抓’到手，一定要好好维护”。

　　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1月，浙江对全国进出口、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8.2%和18.9%，均居全国前列。

　　1月4日，浙西南山区群众翘首以盼的景文高速正式建成通车。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浙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据了解，仅2022年12月以来，浙江交通集团就有7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十四五’期间，浙江计划完成综合交通投资超5000亿元。”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图为景文高速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浙江是制造业大省。今年浙江启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位于浙江宁波的领克汽车余姚工厂，车间内正开足马力生产，一辆辆新车从高度自动化的产线开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出口海外。“目前领克的欧洲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已经在欧洲7国开出了线下门店。未来吉利将进一步借助宁波工厂拓展全球市场。”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

　　2022年1月至11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53.46万辆和50.46万辆，产量同比增长210.2%、销量同比增长192.2%。

　　暖起来，“购物车”引动经济循环

　　夜幕降临，杭州一家餐饮店薛三爷铁锅肥肠店内已经满座，顾客们拿着取餐号等候吃饭。“最近生意恢复到了八成，平均一天接待70桌左右。”该店总经理薛猛感到“烟火气又回来了”。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消费在加速回暖。在杭州清河坊南宋御街的宋韵主题市集前，投壶、画扇等多种沉浸式体验，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成为国潮消费新场景。

　　在浙江省安吉县山川乡云上草原滑雪场，雪道上不少人疾驰而过。滑雪场负责人惠峰林介绍，元旦假期日接待游客约3400人，“近期我们推出沉浸式古风冰雪展，效果很好。大家对冰雪项目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1月2日，滑雪爱好者在云上草原滑雪场滑雪。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浙江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也为这股久违的“消费热潮”按下快进键。

　　浙江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处长肖文表示，新一年将以“浙里来消费”为主线，贯穿全年举办多项主题促消费活动；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推动平台企业以数据赋能生产服务企业，加快供需衔接，丰富市场供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场景，深入推进高品质步行街改造提升，发掘和培育夜间经济消费地标，推介发布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消费体验。

　　“购物车”引动双循环，消费链连着产品端。1月9日，阿里国际站发布1月跨境指数显示，当前，美国地区各类服装需求明显回升，我国对美出口柔性定制类服装机会显著。在欧洲，家装翻新成为热潮，具备海外工程能力的中国建材商将迎来更多商机。

　　忙起来，“不动摇”坚定加速跑

　　新的一年、新的任务，浙江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将“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落到实处。

　　1月3日，新年工作第一天，浙江省开展了“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座谈会上，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反映了在原材料供应、扩大产能等方面的诉求，随后省市部门逐一给予回复，并表示会把企业反映的问题办实办好。

　　“政府的关心和帮助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干劲儿更大了！”姚力军说。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浙江进一步明确政策、稳定预期，让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更足。

　　2023年，浙江将突出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415X”产业集群、三大科创高地等，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民生项目。

　　各地锚定既定目标，千帆竞发谋发展。杭州全面实施数字经济“1248”计划，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温州“新年第一会”发布人才政策40条，并提出聚焦科技创新“八大抓手”，重塑温州市域创新体系；宁波提出将在提升绿色石化、磁性材料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蝶变升级的基础上，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

　　“政府推出了机票补助等一系列政策，让我们感觉非常暖心。今年我们将组织员工奔赴全球多个国家，为企业带回更多订单。”绍兴上虞鸿达塑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充满信心地说。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